瞿骏｜“夷夏之辨”的多重歧义及其内在困境
“夷夏之辨”的多重歧义及其内在困境
瞿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排满立论的最大支柱之一是“夷夏之辨”。作为中国传统中极其重要又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夷夏之辨”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产生和嬗变出各种歧义。概述如下。
从“夷夏之辨”产生的源头看，第一个歧义在于其具有多面混成的特点。谈“夷夏”自然不乏严中国、诸夏与夷狄之防的种族色彩，极端如王夫之，会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但同时也正像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夏之辨”亦以文化为尺度，使得中国、诸夏与夷狄间存在着可转化的开放性，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夷夏之辨”多元混成的特点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为两宋之时，汉人曾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长时间艰苦地对峙作战，最后仍不免王朝倾覆、社稷崩塌。不少读书人作为汉民、难民和遗民咀嚼着亡国惨痛。在此背景下，“夷夏之辨”的文化弹性减弱了许多，很多读书人就此强调夷夏间的不可沟通与不可转化。顾颉刚就指出：“宋代外患极多，故《春秋》尊王攘夷之说易入人。”蒙文通则说：“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
不过在“夷夏大防”被强调的同时，宋代的“忠君”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起，此一相对忠君观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由此当“夷夏之辨”与“绝对忠君观”遭遇时，情形就变得相当复杂。这就出现了“夷夏之辨”的第二 35 41217 35 14746 0 0 2489 0 0:00:16 0:00:05 0:00:11 3122歧义：若王朝为汉人君主，则夷夏与忠君或可得一致与统合，像王夫之在说“夷夏大防”时，也说“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以迁”。若王朝为异族君主，则视乎其实际统治的方式与统治的时间，倘统治日久且不“大失道”，则忠君观念一般仍能占据上风。方孝孺就很形象地描述过自宋到元“夷夏之辨渐淡”的过程：
俗之相成，岁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主其帝而虏之，或羞称其事。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长子育孙于其土地，习熟已久，以为当尔。昔既为其民矣，而斥之以为夷狄，岂不骇俗而惊世哉？
而倾心于民族大义的钱穆也曾为明初诸臣对于元朝已亡，新朝已兴“茫然不知，漠然无动”，“毋宁以列名元史，归案元儒为得其素怀”的现象困惑过。清末湖南大儒叶德辉对其家世的自陈也颇能印证钱穆的困惑渊源有自，其云：
十七世祖和靖山长伯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屡征不起，子孙承其家教，不以入仕为荣，故终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显达，炫赫一时，独余茆园房世以耕读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国初始有登仕板者。
相较元朝的情形，清朝既有相似之处——王朝统治者为异族君主，亦有迥异之别。这种迥异之别形成了“夷夏之辨”的第三个歧义：不同异族王朝造就的夷夏间矛盾之深浅亦不相同，矛盾程度的不同会影响到此朝读书人与彼朝读书人谈论夷夏之辨的频度和普通人接受夷夏之辨时的难易。
清朝入关，以八旗之师扫荡全国的过程当然血污累累，尸横遍野。但就时间和规模而言，其与两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夷夏间结下“经年血仇”的故事尚有区别。而且清廷从立国之初就设立体制令满汉分处，各安其生业。这种满汉分处的制度安排从长程来看或有利于清王朝的整体控制，但对满人的实际生活而言则因其“一成不变”而日益凸显弊端。
杨昌济就指出：“前清限制旗人不得营农工商之业，惟得为官与兵。经二百余年，满人乃尽失其生活之能力，几几乎无以自存。”
又有满人后裔说：“清制各地驻队八旗人等既不准经商，又不遑做工，全仰给于饷项。而饷项也是够清苦的。因为它按粮米折价发给，但这个价一经折定，并不随时价调整，以两百年固定不移之价用于屡次市场变化之后，怎能应付？况且生齿增加，兵员却有定额，饷数也有定数，来源不稍增，而食指日多，旗人的生活自然每况愈下。马甲每月饷项，按二石五斗米折价；步甲等递减。一户五六口者，只有一人服役赡养全家，当然就很困难了。如服役者死亡，其子幼小不能服役，为了承饷，必须花钞雇人代役。又如男丁死亡，家中全是妇女，视人口多少，酌给孤孀一人或二人之养育费；但为数甚微，就必须以针线、挑花、络丝等活计收入作补助。外族人不明原委，往往羡慕‘旗人生来吃皇粮’；其实，‘吃皇粮’的优裕生活，是满清入关的早期情景，到了晚期，下层满蒙的‘吃皇粮’早就不美了。”
由此，顾颉刚看《批本随园诗话》时会联想到：“满人不在现时穷起，即清室盛时固已如此矣。所以致此之故，谅是衣食不必由力作而来，又不许经商务工，致养成糊涂性格；每一得势，则穷侈极欲，及其衰败，钱财无来源，而架子仍须维持，嗜好不能戒去，遂至堕落极速”。
同时满汉隔离又让汉人与满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联系，遂导致在汉人中“上等社会每误于教忠之言，而下等社会则并不知主其国者为何种人”。钱穆小时候不知道皇帝是满人就是个著名的例子。
更吊诡的是，在反满最激烈的时期，满人的整体情况恰恰是皇室不振，官员式微，民人颓唐。这显然不能与有元一朝“屠杀之凶残惨烈，其统治之昏愚淫暴”，且不能“用夏贵儒”，导致“无地非狄，若将不可复易者”的情形画上等号。
由以上三点出发，清末排满之立论若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推演，则会在三个层面上遭遇一定的困境。
第一层困境就在夷夏之辨的文化解释上。廖平在光绪二十九年曾对《新中国》、《浙江潮》等诸种持排满立场的刊物进行抨击，说其“丧心狂病，设为迷局，蛊惑少年”，究其根底是“不知《春秋》之义”。按照廖氏的看法，若推及《春秋》，则“今之川、湘、江苏皆为夷狄。尧舜以前，中国皆夷狄，今则亚洲皆中国。《春秋》入中国则中国之，将来大统，亦皆为中国”。
梁启超也认为：“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并存，就今日观之，谁能于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别其孰为秦之戎，孰为楚之蛮也？孰为巴之羌，滇之夷也？”
这些认同“夷狄”可转化为“中国”（华夏）的言论均说明“夷夏之辨”的文化尺度在宋以后虽然被压抑，却仍是相当多读书人心中认识和判别何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尺度。从这一尺度出发比较元清两代，则“清廷接受华夏政教之意，确比元室殷切许多”。
这一点即使是反满人士亦无法否认，只不过他们的论述策略经常是将这些史实矮化乃至丑化为清廷统治的诈术与骗局而已。林獬就说：
我汉种的习惯性本来是最崇拜古人的，可巧那有名的古人，有名的书卷，里头说话都是叫百姓服从皇帝，尊敬皇帝，不可以共皇帝作对，若有此等的人，都称他做乱臣贼子，那贼知道此层缘故，心中暗暗欢喜，因此利用了中国的文字，又利用了孔夫子及各种酸腐的道学家，仗着什么圣贤古训，来压制汉族，那些经传好像就是他杀汉人的快刀利剑了。其余那政治制度，他们本没有这种文物，而且看我们中国的政法制度，也大半是便于专制的，因此也利用了许多。近人不曾理会这层道理，还道他们异族进了中华，连自己本族的文字差不多都消灭了，一切礼仪典章，那一样不是学我们汉家的仪貌。唉！人家用手段，你一概不知，还要夸赞自己有同化力，这也未免太没有脸皮了！
杨毓麟为论证湖南人的“汉人种性”则提出：
满洲人知汉种之可以饵也，无端以无足轻重之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粪而壅之，无端以谬为恭敬之孔教、虚加崇奖之朱学藩而垣之，扶而植之，君臣之义，如日中天，而盗据神器、虔刘华夏之穷凶极恶，则遂无人敢目忤而唇反。
第二层困境在清末时人心中并未完全消逝的君臣之义。异族君主入主使得君臣之义与“夷夏之辨”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处于异族羁绊之下，是当主忠君乎？抑当主攘夷乎？”这是一个反满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具体历史过程中，清朝虽然是异族入主中国，但从儒家最重要的伦常纲纪而言，其已然君临天下，并将疆域拓展至古之无匹的范围；同时清廷统治时间也足够长久，大大超过元朝。对于这两点，章太炎亦承认，说：“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
而且清代是一个君王较成功地将“道治二统”基本合一的时代，儒者批判政治权威所凭借的“道统”因“圣君”的来临而甚难坚持，因此相较于元朝，清代的种族之辨更可能被君臣之义压倒，年轻时曾执着于反满的陈垣就发现：
自外族迭主中国，而种族之辨遂为君臣之义所消灭。以为君臣之位一定，则无论是何种族，戴之则为顺，逆之则为叛也。雍正间刊《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亦主张是说，故有谓明太祖为元之叛民者焉。二百年来，释然相忘久矣。
这句“自外族迭主中国”说明，由辽开始，经金、蒙古、元、清，中国进入了一个“北族王朝”时代。从这一视角来看，明朝反而成为长时段中的异类。在这个长时段中宋代兴起的“绝对忠君观”恰好适应这些北族王朝进行多民族整合和统治的需要，并在漫漫岁月中发育茁壮为长久的效忠“异族君主”的历史记忆。
不过反满兴起之时，时代已经走进了被欧风美雨吹打过的20世纪。此时，不论是汉族君主还是“异族君主”，一部分趋新读书人都开始利用来自泰西的思想资源以纾解和消解他们之前无所逃遁的“君臣之义”。罗振玉即说：“时无父无君之说虽非猖獗若今日，然已萌芽。”
当时趋新读书人受东京、上海报刊鼓动好用“奴隶根性”一词，这个词揭示了千余年来君臣间“大经大法”式的关系在报馆言论中已渐变为所谓专制统治者与受压迫奴隶间的关系。这套报馆言论推其源始，是梁启超等用民权、平等、立宪等学说分离了历来被视为一体的朝廷、皇帝与国家，而非孙中山一系的“革命党人”。因此批驳排满的文章才会说：“所谓排满者，盖游学日本之诸生徒，摭拾康梁唾余！”日后张荫麟也认为：《清议报》、《新民丛报》“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维新与革命两党虽然是“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但正因为两党“表相反”，革命党人在争夺对于“革命”之解释权时会特别指出：
彼谓中国之民未有怨政府之心，不可以言革命。夫我国民岂生而具奴隶之性质，牛马之资格，任政府之食吾毛践我土而不动于心哉？毋以智识未开，浸淫于四千年来之邪说，而号称提倡民权如某报者，复从而益之，上天下泽，名分等严，虽有怨尤，莫如之何耳！使有人决此藩篱，昌明大义，二十世纪之中国，何讵不如十九世纪之欧洲乎？……正以中国国民未知革命，而求所以知之之道耳。
这段话出自当时更激进的一方，他们的意图是把康梁等人“维新”之一面淡化，而突出其“保皇”之一面，不料却向后人点出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巨大惯性，清末很多人或仍相信“上天下泽，名分等严”的“君臣之义”，而不太知道革命、民权等诸多新的“大义”。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革命“大义”，在清末亦要区分是传统型的革命“大义”还是现代型的革命“大义”。章士钊回忆往事时就说：“愚主上海《国民日日报》即唱无君之说，词繁旨博，连载十余日不休。其时人言革命，未讲共和，即吾家太炎，词犹惝恍，愚著革命小册，乞其题字，且以掩迹郑洪为词。”这在革命党人自己的言论中都可得到证明。像钱玄同回忆自己如何走向革命时就指出：大约1902年，他看了排满的议论，“狠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到1903年有赞同排满的朋友写信给他，信中有“满廷”、“彼族”等字样，钱氏仍“很觉得碍眼”，回信说：“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諆，抑岂臣子所忍出!”
而那些非革命党的读书人，认同“君臣之义”的就更不可胜数。像1901年《申报》上有文章就理直气壮地说：
我皇上亦满人也，将排满人而并及我皇上乎？则不特食毛践土，久受朝廷豢养之恩，即我祖、我宗亦无一非圣清之赤子，涵濡闿泽历二百数十年。一旦谋叛朝廷，作乱犯上，是蔑祖也，是无君也。
1911年张之洞幕府的重要人物 56 41217 56 23386 0 0 3512 0 0:00:11 0:00:06 0:00:05 5249鼎芬在家祠办图书馆，向广州各学堂学生开放，在其章程中他不忘告诫来图书馆看书的生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第三层困境相较“夷夏之辨”的文化性解释和君臣之义的困境更加深刻，由于清代相对缺少夷夏间“经年血仇”和政府残暴统治的历史资源，所以持“排满论”者对清朝历史的叙述与不少读书人的历史记忆和实际经历不相凿枘。
一般来说，排满革命党人可用的历史资源主要分为五大宗。其中文字狱和强制汉人辫发胡服两宗似基本无太多异议，可是另外三宗就因为历史记忆的差异和各种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留下不少可继续讨论的余地。
第一宗历史资源是清入关后尤其是平定江南时制造的屠戮惨祸，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屠城等都是当时鼓吹反满时必然要提到的重大惨事。这些历史记忆在道光年间即通过《荆驼逸史》、《明季稗史汇编》等书的出版而重新被唤起。之后在清末特殊的救亡图存时局下震动了一部分趋新读书人。但那些被震动的新学少年对此并无太多底气。
首先，这些事件的真伪在他们内部的讨论中就存在分歧，章士钊即指出，“排满文字，类揭橥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二事，以声讨满洲之罪。邹容尤过甚其词，以张挞伐”，对此，章太炎曾手录日人永野确所著《读扬州十日记》一文，自为商榷。
其次，反满人士在充分发掘那些明末清初的亡国惨史后，发现清朝入关已数百年，遗民也好、志士也罢，往往“姓名湮没，事功废弃，为吾人所不知者，不知其几何人也”。由此新学少年们的“鼓吹革命之言”，“多使史迹强附宗旨，偶见为然则然之，见为不然则不然之”，而且“前后不相蒙，还以自攻而不恤”。
第二宗历史资源是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在革命党人眼中是反满的里程碑和重要历史记忆资源，但若将目光放到那些曾深受战争之苦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读书人，尤其是江南、江北、湖南等地的读书人，其自身和家族均曾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兵祸荼毒甚深。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很多时候大概少有反满的荣光，而是一幕幕残杀屠戮的骇人场景。由于这些记忆太过深刻，因此会长久地表现在清末和民国的各种史料之中。像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就提到：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掳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明闯、献之所为者。自粤来围湖南时，吾乡实受其荼毒，至今父老言之心悸。1907年由刘师培等主持的《天义》上的文章则直指：
今之倡言革命者，有一谬论，谓排满之后，无论专制、立宪均可甘心。故于朱元璋、洪秀全，均深诵其功。不知朱元璋、洪秀全之虐民，不减于满洲。
又说：
洪秀全之据东南也，人仅知其有光复之功……然不善遇军。军人抢掠奸淫，无所不至。秀全居金陵，拥妃妾甚众，何以使上行而下效乎？故秀全者，其立制则近公，其所行则与公理迥背。
1912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中等新论说文范》，其中说：“洪杨固革命健儿，而恣行屠戮，似相猜忌，实不出盗贼伎俩。爱国英雄，民胞物舆，何必祖述洪杨，反滋吾民疑窦，特揭而出之，足为爱国者作一殷鉴。”
大约1918年底钱基博作《无锡历代兵事志》，对太平军入无锡城后的情形做了详尽铺陈，读之令人动魄惊心。
太平军既入城，济天福黄和锦即示谕各乡，言吊民伐罪，秋毫无犯。越日而分兵四出，恣为淫掠，称曰打先锋，而妇女被强暴死者尤众。于是人民愤怒，群起集团抗之，用白布裹头以别于太平军之红黄巾，遂号白头。既，和锦知民不己服，令举乡人为乡官治之，分军师旅师。凡有所欲，悉令乡官取之民，户给门牌，或所求不遂，乡官即嗾令打先锋灭之，以故民衔怨乡官尤刺骨。厉双福者，开原乡人，尝应童子试，而和锦入城，迎拜马首，授为军师，遂肆虐于西乡，其最著者也！
到1922年，《奉贤县乡土志》的编撰者说太平天国是“清咸丰时候，洪秀全、杨秀清等有兴复汉室的志愿，建都金陵，差遣他们的同党，到奉贤克复县城，守住南桥；但他们的部下很贪暴，见洪秀全被清兵打败，就到处杀人放火，失了人心，所以不久就衰败了”。
至1930年代，国民政府虽然动用国家力量供奉洪、杨为革命先声，顶礼膜拜，但在社会大众的心中，他们的看法好像经常与政府不相一致。戏剧史家徐慕云就发现：
盛行全国之《铁公鸡》一剧，原系亡清时代，侮辱革命先进洪秀全、石达开等之武剧。不期于今日革命业经告成时，犹不加以制止或纠正，而一任不学之伶人，肆意唐突先烈。在扮演者固仍加意描摹清室盛德，向（荣）、张（嘉祥）忠勇，以及铁金翅等之野蛮横暴，行同流寇。即一般低级民众观之，亦无不以捻匪、发匪、长毛诸名称，加于今日革命史上所极端推崇之诸革命先烈之身也。
徐氏的观察恐具相当的普遍性。1933年出版的《嘉定乡土志》中提到太平军，仍旧说其“军法不严，兵士没有纪律，沿路焚掠，所以全邑的人民，都纷纷逃到上海去了”。直到1937年抗战之时，有浙江南浔父老提及日军残暴，仍会习惯性地拿他们与“长毛”做对比，说：“往昔碰上了长毛大乱，可是长毛也没有这一次的厉害。”
第三宗历史资源则是清朝二百余年的实际统治状况。一方面我们发现凡清廷统治失序之时，读书人心中隐藏的满汉之分就会渐趋抬头。第一次中英交战时，粤、闽、浙、苏等省的沿海民众备受“岛夷骚动海疆”之苦，在此背景下温州瑞安的塾师赵钧就经常把种种由“岛夷”带来的苦恼和满汉之分联系起来。提到战事，他会说：“观殉节多汉员，足见满员不如汉员之出力效忠。”
另一方面，清廷统治从整体而言“倒行逆施”的程度相对较轻，严复说，“其暴君乱政，以视朱明、胡元，要为稀少”。李大钊则说：“平心论之，清室非有凶暴之君。”因此反满人士愈挖掘打捞清廷统治“失道”的诸多事迹，愈可能发现清朝皇帝虽为“夷狄”，却并未“大失道”，反而颇能行“中国之道”。赵钧就听友人说：虽然不满意清廷“满汉界限太分明耳，致与中国民心不相浃洽”，“内宫不选汉女，亦太露疑忌形迹”，但与明相比，“本朝除廷杖、教坊诸弊，待士礼优；田赋用一条鞭法，各无可议”。
即使到了反满最激烈的那十余年，不少文献仍不时会浮现清朝各皇帝特别是康熙等能行“中国之道”的痕迹。如蔡元培在其亲自挑选的学生读本《文变》中虽有不少文章都直接指向排满，却也有“爱新觉罗氏之君临支那已二百余年，虽无深仁厚泽深入民心，然亦不闻绝大之失政焉”之类的文字。而以排满著名的南社志士，革命后惨死于“旧官僚”之手，引来柳亚子为其鸣冤的阮式在其所著的《翰轩丛话》中则夸赞康熙说：当仁皇帝时，入关才几何年，而即孜孜矻矻如此，其勤且精，故其于天地人几无一物不知，所以能牢笼汉族，而奇渥温氏（忽必烈——引者注）决不足以望其项背也。呜呼！其偶然乎？这样的言论若与谭嗣同笔下的“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等激烈说法相比较，则足见一些排满人士内心深处对清廷统治评断的多歧性。至于为人所乐道的“满汉差异”尤其是入仕机会的差异问题，也不乏时人基于其所见之史实而提出的意见，若读过这些意见，至少可说明满汉差异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巨大。
来源：《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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